《绝杀慕尼黑》到底是不是高级黑？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男子篮球决赛，是世界篮球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苏联男篮击败曾在奥运会上连续取得63场胜利的美国男篮，首次夺得奥运金牌。关于这场比赛，从队伍选拔到战术安排，到篮球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打了三次的终场三秒钟”，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2017年，以这场比赛为原型的俄罗斯电影《绝杀慕尼黑》上映，创造了俄罗斯电影史的票房纪录。今年6月，这部电影在国内上映，超高上座率领跑同期影片，票房即将突破七千万。连篮协主席姚明也和中国男篮全体成员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一同观看该片，希望队员们能从影片中得到启迪，更好地备战今年的男篮世界杯。
然而，在高度还原的比赛细节之外，本片的一些场景也引发争议。
剧中有一段，主教练加兰任为了让高度近视的球员扎尔顺利比赛从美国购买的隐形眼镜，但这副眼镜在苏联却是违禁品。可历史事实却是苏联在1927年就开始制作隐形眼镜。1972年决赛中的扎尔并没有戴隐形眼镜，对篮球运动员来说，低度近视选择不戴眼镜非常正常。
剧中说主教练想带儿子去外国治病受阻，但历史上主教练并没有这种想法，教练的家人强烈反对剧本如此描写，甚至在影片上映后和导演打起了官司。因为家属的抗议，剧中大部分运动员都是真名，但主教练却用了化名。
来自立陶宛的保罗斯卡斯常常抱怨，说国家发的那点训练津贴，还不如立陶宛的出租车司机赚的多。剧中打算叛逃的他，现实中却是“又红又专”，身为立陶宛人，在老年退休后还每周义务到俄罗斯城市去教导青少年篮球。
最为关键的是，电影把苏联篮协塑造成了专门给教练队员使绊子扯后腿的官僚机构，领队除了监视大家，每每在关键时刻提出莫名其妙的解决方案，比如趁着“黑九月”事件提出我们罢赛吧这样就不会输给美国队了，但这种罔顾历史的设定没法解释决赛最后领队据理力争给苏联队拿回了再打三秒的机会，只好强行让他突然良心发现。
这些设定，体现了俄罗斯电影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一方面，他们缅怀那70年里取得的辉煌成就，希望大家被这些成就感召；另一方面，他们又想说那70年的成就主要来自战斗民族的民族特性，而非国家体制与社会制度的优越。这种民族与历史的割裂，代表当代俄罗斯最别扭的自我认知。
既然是体育电影，而且是高度还原的现实比赛，我们就从体育本身谈。
有任何大球团体项目，可以在行政管理部门“扯着大家后腿”的情况下，依靠教练和队员自身的英雄主义精神就创造好成绩，还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佳绩？阿根廷最近二十年的成绩低迷，很大程度源于足协的不作为，好不容易三军用命打进俄罗斯世界杯，他们足协主席非要发个推说我们请的萨满祭司起作用了。中国男篮摆脱历史上最长一段的低迷，也和姚明当选篮协主席之后大刀阔斧的改革有直接关系。
体育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代的集体项目竞争，和两军对垒没有本质区别，行政体系的工作效率经常会决定队伍的生死成败。在剧情创作中营造困难氛围，突出主人公迎难而上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商业电影惯用的叙事手法，但观众可不能就此相信，苏联男篮的教练和队员们是一边和体制斗智斗勇一边打败了强大的对手。
大不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1972年奥运会的决赛，是在美国队和古巴（事实上的铜牌获得者）或是其他什么队伍打，最后三秒钟美国队领先一分，这些队伍有可能获得程序正义，把这三秒打三次直到他们投中绝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