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密码（一）
《管锥编》密码（一）
栾贵明
钱锺书先生的巨著《管锥编》问世40余年了，享誉中外，堪称“国学大典”。然而，此书被公认难读难懂，其中仅格式编排上的问题，就给使用者的阅读、理解造成了诸多障碍和困难。何以至此？请看此文，为诸君揭秘。
大书《管锥编》构思于1970年之前，成书于1975年，第一版1979年在北京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第二版出版于1986年，第三版1991年。该书作为中华文化的要籍，开写是在1972年的3月，至1975年7月杀青，三年多完成了全部书稿，原稿约140多万字，语言文字风格大如先写后编再出的《旧文四篇》。
《管锥编》的初版仅四册，字数较比原稿、誊清稿都已大为压缩，我同钱锺书先生一起估算，压缩量大约有40万字。所称誊清稿，是按官定出版商所传的“建议决定”：由原稿誊清稿的字数“不得超过80万”。钱先生的原稿除存有大量修改墨迹之外，只不过字数有所超过，因此在下认为根本不必进行所谓的“誊清”。人微言轻，无济于事。可他们自上而下地通知我，要出版必得用《柳文指要》做模版，誊清稿的字数一定要符合出版方所做出字数的规定，因此从审读初稿看，必须进行“严格的压缩”。对此，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没看到全部原稿，但可以主观规定。第二个反应是，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代表，而我是跑腿出工的苦力，绝无对话甚至谈条件的可能性。又听通知说，他们也力不从心，需要特调某某大编就任才行。
在这种情状下，我坚决主张钱先生对之“不予理睬”，交稿完事。先生说：“照你的办，咱们俩多少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要调人来，我不同意也不成啊！这可不像文学所，你我能当上谁也管不着的自由兵。”“外人会认为是你在逼我抗拒，我找中华是看中了那位好大编马蓉同志来做责任编辑，到头来一定害她当不上什么编辑。”“嗐，算了，能出书最重要。”“你要尽量帮我记着这些事。”这是我记下先生所说的零言碎语，当时记下来，并不觉得有什么重要。先生经过一年多努力，做到为过桥而修路，重新压缩着誊清成新稿，卷面质量非常高，几乎没有改动的墨迹。读者大概不太能像我一样，再见到被废的初稿。至于数千页誊清稿，则完全在钱先生预判之中“丢失”，我不可能再见，只能成为我平生最痛之事。需要说明的是，先生同时“不会有人来问你”的估计，从1980直到今日，已经四十年“言之不爽”。
先生精心设计抄改，分批交出誊清稿，实际上还是突破了80万的上限。不出所料，不管上限还是下限都无法越过严谨的大编周振甫先生。多日之后，我豁然开朗，需要我“帮助记住”的事，还真的很多，让我慢慢还给读者。这是后话，破例提前预告。
记得当初先生猛一听到这一有关字数的传话，也曾立刻出招，说可先出“上册”，再出“下册”。先生自己想想也否定了，因为已参与编辑的马蓉说“你们甭想，《柳文指要》是标志，不得踰越”。可钱先生的写作有如“火山喷发”，岂能按下不表？几天之后，先生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誊清”操作了。先生悻悻地向我说，想想过去，80万已是“天大恩典”，须得快快“领旨退朝下去罢”。钱先生这种奇妙的京腔，外人中只有我能听得到，但不知他老这齣是在学谁，是吴世昌，还是梅兰芳？火头上，自知不可浇油，我只剩下苦笑。此间先生见我可怜，特将自己书写流行的“高压锅”三字送我，我真以为他要托买物品，他否定。奇特字条中有一个奇妙的简化字，并衬以它字组成一句，亲手递交给我，似乎要代他留作特别时期的特别记录。我有如得万斛珍宝，至今高奉，但我不能“全解其意”。
所谓誊清稿的压缩过程，实际就是对“文字数量”进行压缩，既经当时无计其数的论辩和说明，均属无效。先生毕竟对“内容”心疼不舍得，设想只能从“形式”上下手，将“白话文”压缩为“文言文”，是唯一认为的可行之路。先生说他倒可以借机“自得其乐”甚至“表演一番”。悲观主义者钱锺书，往往对生活采取乐观的对策。大规模交稿之时，先生向我说，“我不按规完成任务”，周振甫一定“饶不了我”。然后先生说：“真的不让你再看了，免得生气吵嘴。我一个人生气，已经赔了大本钱。留着你还有别的用处。”所以一二册出版后书到手一翻，先是吃惊诧异，当我感到内容也大有删削时，简直就是狂怒了，我还真以为要分上下册了呢。
后边的话我憋不住，只说两句：岂知原来人家传说，先印一二册是为探求印数的商业手段，得到的反是销路不好的结论，三四册便立即压缩印数。不料等三四册一出，买到并读完一二册的人，有如大梦初醒，可再也买不到心仪的三四册了。
岂不知一二册的滞销，是另有确定的原因的。可以肯定，是由于有人抢先出版了引有《管锥编》的《诗词例话》，帮助周振甫的老东家青年出版社一口气大卖36万册，一举打败了中华书局的投稿者钱锺书。在这里，我们先按下细节不表，因为那不能算是密码，而是明码。
《管锥编》从其初生之日起始，就如一位超人类的顽童，妙趣、深邃、辉煌，总好似摇着拨浪鼓，在路上海上天上，玩耍嬉笑向着敬重他的读者示好。倾听和细读，能带给好文者以无可取代的欢愉。或者说，敝人是一名败兴者，专来展示记忆中的伤害。我爱钱锺书的读者和研究者，要告诉人们真相，免去辩驳谣传和谎言，以求唤囬那位纯真美丽多学的老少年。
钱锺书那些失去的文字，在我每日读写校改的生涯中，记忆非常美好。当它离开书面之后，就变成我的隐痛。先生那时正在国外访问，一囬国便说：“知足吧！把嘴给我闭上。知足者常乐，这些文字足证我文言尚苏而超苏（东坡）！”岂不知稿子送出之后，立即又传出“80万字，超出太多”，编排双方似乎都得了字数“幻想症”。
于是《管锥编》大量出现“……”，成为理论著作“现实里”的特例。
大书一经出世，作者开始了歴时二十年不休不止，不断的“补”不停的“订”，以追索囬来被删除的文字。本不应删除的内容，字数逐渐增加了一册。这对我来说，不出意外。因为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是原来就有的，绝非是“后来阐发的”。其中只有《高唐赋》等二三处是被定性为“有问题，是扫黄打非的内容”才责令删除的，其它所删均未曾知会作者，而是作者自己发现，也未曾公开说明罢了。钱先生不止一次地自嘲道：“俺光明磊落，非要逼人用‘……’躲躲藏藏。”
令我大出意外的倒是一件小事：出版方将字数在版权页悄悄“涨”至136万字，远远高出实有字数。钱先生带我猜测，又经计算机计算证实，总字数实际并没有那么多。我们估计是出版者有所悟明而采用的夸大谋略。后来又传出，那是为先生增加稿费，后来可惜没能实现这一条。其实这一说法，完全不能成立。当添出第五册出版时，按规定只计印数稿酬，和总字数并无任何关联。内行人分析下来，虚增字数恐为涨销售单价所预设。
至2001年，钱先生已仙逝有年。在学海潮涌的情势之下，《钱锺书集》三联本急迫出版，我应出版者之命，在退出编辑工作时，奉命须留下一条“意见”方可走人，我曾真诚地建议把作者“补订”的文字复位。希望使失散数百条，20多万字逐一得以“遣返”。由于钱先生预有安排，经我推荐，杨绛先生照允，请马蓉执行恢复运作，幸得116.6万字的全新版本。较之中华本最后的实有109.7万字旧版本就好得太多了，但未及其他旧版问题，而那些问题只能留待今后一一解决。
先生过世半年之前，打算把自己的著作，分人照管，在我的名下分的是《管锥编》，我和大家一起拒绝了。一来认为钱先生一定能顶过难关，健康可以恢复。二来我必须坚守不取寸纸分文之诺。三联本在筹措之际又生许多分歧，我遵杨先生嘱退出，并留存了那“最后”一条意见，同时加注恢复被“扫黄”的一条，感谢他们照办了。
如今先生去世已二十三年，我亦步亦趋基本完成了他老人家在计算机上建立“古典库”的大业，崭新的“万人集”也已顺利出版了三百多种。在下垂垂老矣，故当瓦盆洗手，只余几桩小事，随兴为之而已。
眼下还得顺路从《管锥编》走起，先说第一件奇妙之景“……”。
说百年文化运动，就得从新文化入手，新式标㸃，则是最显眼的一项成果。我辈应是还存一些旧味的文人，总会认为，字间的标㸃可有可无。一但古文要标㸃、今译、外译等等，当然还是用上的好。不料如今一个大毛病来了，一旦不用标㸃，不止读不懂文句，还真是一下便曝露了作假的古文和古董。新写文言者，往往不知他离不开标㸃，没了标㸃作者自己也读不懂，一切均假。闲话少说，不宜在本文中打假。
《管锥编》的两个版本，在标点方面，共有的妙处之一是“……”六㸃的省略号。凡标点自有它的用处，不可轻易反对。《管锥编》里的“……”可不平凡。首先让我们看看它在“引文”上的泛滥：中华本《管锥编》全书四册109.7万字，有“……”1840个；三联本《管锥编》全书116.6万字，有“……”2183个。数量之大，令人迷惑。
“……”原称“删节号”，至民国的1930年才统称为“省略号”，强调了作者使用此符号的自主性。想来他们并未采用西方的“…”，大约也是要留下些旧情吧。记得我在编辑钱先生下达的《永乐大典索引》任务时，先生定下了规矩，一定要使用外人的“…”以精简不必要的累赘篇幅，那显然是为了读者考量。语法定义该符号代表以下的意义：“重复词语”“所言断续”“意在言外”“难尽语意”“言语中断”“含混其词”“沉默不语”“语句延长”等，他们似乎忘记了另一项特殊的使用规则，即为被删节的记录。
钱锺书长篇旧作《谈艺录》，也有幸经周振甫手，那时他们二位都不曾使用省略号，究竟为什么会在《管锥编》里大量出现呢？恐怕就是选择了“删节号”的原始定义。在《管锥编》里，有一条通行的规则：除作者常规应用的少数几个之外，只在“引文”中使用。我清楚地记得，应该是在初始校改“排版清样”的时候，先是由编辑开始做主使用的，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得到删节字数裨益之后，似乎还得到了领导的赞扬。周振甫于是特打电话通知作者开放使用。作者本人表示不能“因小失大”，但也不得不用几个应景。可钱先生在出版之后，发现问题严重得“不像话”，又通过我向周责编表示“过分了”，他竟顾左右而言他，加倍使用，号曰“保持体例”。应该说，这一举措，既没有尊重作者，又忽略了对读者的关怀。我到如今也不明白，所谓80万究竟意欲何端？
下边我们为读者随机录出100条例证，原样提供给读者选读。当然还须举出被删文字做参考。就是说读此材料，必须先认明以下凡例：“……”为中华本《管锥编》正文。其位置为编辑使用该符号的具体地方，下面的“【】”内为被删节的全部文字（本系统使用红色），原引文标点保持；再下面“#”单行，则为删除的字数和原有字数的比例。所有字数计算，不包括标点。读书不遵凡例，是不妥当的。违反了凡例的批评者，我不便答复，因那是不平等的对话。
（其余99条见文章后附）
100条的平均删除字数比例/占比是37%，总计3083字/5220字＝59%
按此统计，每条52.2字，删除的大约数为30字。按三联本有2183条计，总被删去约65490字，每千字稿费按中华本实付的19.5元计，总省去稿费约1167.25元。如果平摊到初印的30000本上，每本可以节省成本约4分钱，显然是一个不太美丽的笑料。这几乎印证了一位大戏剧家所云“喜剧的终点都是悲剧”，因为引文的结束全是删节号。又听说，宋代大诗人杨万里为一本书写的序，谈的正好是“古者有亡书，无亡言”，称所引皆“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此处却偏说及“言也亡”，当然使我们“喜笑骇悲”四味“咸失”了。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本文只道及“商业”并未言说“文章”，对留名千古的宏著赏观评价不足。我在这一点上，真不敢苟同于朋友；如果他们真说出明摆着的诸多“密码”，我恐怕也只能阻尼一二，慢慢来，免得在下脸面丢失过多过快。
一条条读下来，可以窥见这一百条大体的规律：
第一是本文所涉被删的内容均为引文，这肯定会对作者论述的完整性造成伤害，对读者的理解深度造成影响。如果需要全面了解，再要查找原文将加大读者阅读难度、甚至难到无处寻找。由于海内山外读书的钱某人，引书用书，非他人所能及。引文在《管锥编》中，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帮作者织成“中国好文化”密网，至纲至要。早年间，多有学者证明在钱先生引文中，有的果真因原书原稿佚失而不能覆核了。或者我们真可以判定这种“删节”，是一种纯商业化的操作，也可能疑涉是编辑权力的滥用。
第二是这种“删节”可以肯定是编辑做出的，我们既可以发现所删位置有误，又可以看到所删无助篇幅的缩减。大可想一声令下的删削快意，惟独不见“删文者某也”之署名壮色。“引文不明”之责，只能落在作者头上。
第三是，前面已说过，事实亲身经歴，不容大错。我们如果翻读一下1948年的《谈艺录》，虽然也是经周振甫先生编辑的，前我们已经详查并举证，确无省略号使用。可到了1984年，周振甫在取得《谈艺录下》的编辑权并答应“高抬贵手”的前题下，言而不信，对《管锥编》的不良举措“依然故我”，“习惯成自然”引文仍在省略号遮掩下，大删特删，成为对钱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嫁祸。
因此累年积蓄的许多原则分歧，导至作者对出版商口上不说的全面不满。他不再写、不再出的“倦意”席卷了书桌；写下严肃的“表态”文字；虽有限延绵迟发，仅只避医，并无疗效，更终不能惠及读者。诸多读书人，细心着力而未能引起自己一丁点正确的关注。他们当中的敏感者，有所察觉而描错了方向，费去了许多宝贵的时光而未及要害。钱先生转而专心投入到古典数字化工程当中去了，使该工程得到了“得天独厚”恩赐。从那之后，他的大部头的著作都另寻其他出路；他个人和周振甫的关系，也意料之内地变化得面目全非了。如果从那时开始能够冷静、客观地重读《管锥编》，一定可以深感令读者“自叹弗如”的叹息此起彼伏。多年来舆论漫卷的西风，一直对钱锺书先生同情而无奈。但只要走近钱先生本人，便会发生奇诡的变异看法。立即会说“啊，原来这样！”有一位钱学爱好者出于好心，应该说是把先见设置不妥，导至了严重的失误。他说先生“晚年少作”，其实错了。先生用他晚年的珍贵时光，为伟大的、他终生挚爱的祖国留下了一份达20亿字的“古典库”，那里几乎没有一个非作者本人所强加古代文人的“删节号”。先生曾断然下令：不得加“删节号”，不得使用现代标点，只可适当“点断”，而对于大删特删、明知故犯的《四库全书》，一定要选择其它正确的版本。那是一片崭新的新天地，真保护古籍的好办法。
像这个省略号之类的问题，在《管锥编》里远远不是唯一，而是之一。由我来提醒此事，是出于计划之中的一项责任，不是出气，更不是广告宣传。因为最终的《中国大典》即“万人集”，不必做广告。
钱先生早就说了，“省略号”应该恢复至五四时期的定义，还是叫“删节号”为妥，恐怕靠近洋人的“…”也好，因为它可加大删功，为节约稿费提高效率。对此，本文再次重申，《管锥编》编辑们并未写出过“凡例”宣告周知；也未曾在长篇众多论文中有什么公开的说明；更未涉及道德良俗的说教；或许可以干脆直说，那是名实相符而又持之有故的一种枉行。没人能让作者和读者同买一单，至于居于上游的编者还在谋划些啥子，读者自会猜想明白。
因此，在《钱锺书集》中的“……”，应该有两类。一者是作者钱锺书所使用的，比如在小说《围城》《人兽鬼》里，是“省略号”，自己正当地真使用，这是极少数。也有的在使用之前曾郑重声明，比如在《管锥编》（一）下册，页401，云《元秘史》卷七“兹撮录之”，下边用了八处“省略号”。这种情况，为数更少，需要认真甄别。二者是编辑周振甫所假使用的，比如在《管锥编》和《谈艺录下》中，只是“删节”的暗号，均是非作者本人所使用。
此事被冠称作“密码”，任何人都有权不相信、不使用，但请不要怪罪我，我会在结束本文的最后，再使用一个……请看好，这次究竟是省略号，还是删节号？要请您猜一猜了。
2021年4月
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