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汉是不是农民起义？
四大名著之一《水浒》大家都知道，但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梁山一百单八将中，一个农民也没有。
施耐庵是明代著名小说家，一般认为《水浒传》就是出自他手。小说主要是对于农民起义的描写，在《水浒传》中描写了一群农民起义的英雄形象，他们以梁山为据点，对抗腐败贪官，为被愚弄和欺压的农民提供了保护。然而，有人认为施耐庵在这部小说中存在对农民的偏见。
《水浒传》中所重笔描写的梁山群英，社会成分较为复杂，宋江本是朝廷的下级官吏，其他好汉，有的是旧军官，有的是受到排挤的富裕大户，有的是开店的，有的是卖艺的，有的是游手好闲的乡村流浪汉，有的是小偷……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连晁盖也是乡村富户，就是没有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俗称农民。
有人说“九尾龟”陶宗旺是农民，其实陶宗旺仅仅出身是“庄家田户”。再细读一下，发现这位仁兄可不是种田的农民，他的职业是建筑工匠，属手工业者，所以请他上山负责搞基建的，毕竟呼保义不能容忍呼着风过日子的。
有人说“黑旋风”李逵是农民。李逵也仅仅是家庭出身是贫下中农，他本人的职业后来是个狱卒，还是个黑吃黑的恶狱卒。施耐庵不是按农民来刻画李逵的形象和叙述他的活动的，这一点看过小说的人都清楚。
还一些评论家认为施耐庵对梁山英雄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忽略了他们的残酷和暴力行为，这些怎么能和老实巴交的农民联系在一起呢？
施耐庵在小说中对一些农民角色的描写，也被一些人认为带有歧视。他描写了一些农民角色的贪婪和愚蠢，给人一种农民是贪生怕死、愚昧低贱、不值得尊重的印象。
那么，梁山好汉中为什么一个农民也没有呢？小编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是
其一，农民不是施耐庵歌颂的对象。作者塑造了三十六个天煞加七十二个地煞形象，目的是赞美他们。
作者所要赞美的首选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人物，如武松、鲁智深、石秀等；紧接着的是仗义疏财，轻财好施，如宋江、柴进、李进等。
就是说，赞美的是用武艺和金钱做好事的人。用武艺做好事要有本事，而最有本事的人是那些类似鲁智深般的军官，再就是教头、都头之类；用钱做好事要有钱，这只有财主才能干，所以干好事的人有地主而无农民。
还有就是用知识做好事的人，如吴用、朱武等；再就是用法术为梁山做好事的人，如公孙胜。这两类人群里农民当然也没有份了。
其次，农民也不是施耐庵及他树立的主角宋江的崇拜、“赚”情对象。宋江由于“羡慕”大地主卢俊义和李应，包括扈三娘家，这才用计把他们“赚”了回来。
第三，农民不是宋江“招降纳叛”的对象。农民和庄户只是梁山好汉的物质供给方和上阵打仗的雇佣兵。
第四，农民不是梁山建设中的招聘对象。梁山需要安道全这样的医生，需要皇甫端这样的兽医，需要陶宗旺这样的泥瓦匠，就是不需要种地的农夫，因为梁山好汉不靠种地吃饭，请牢记我们“好汉”的威名。
严格说，水浒是从城市说书艺人的口中开始传播的。因而很明显，为了讨好观众，那些说书匠们难免以城里人看待乡下人的心理和眼光来嘲笑农民以博取关注，到了施耐庵这里就尤为突出了。例如：一百四回定山堡村在村外麦地上搭野戏台唱社戏这一段，作者是这样描写看戏的农民的“更有村姑农妇，丢了锄麦，撇了灌菜，也是三三两两，成群结队，仰着黑泥般脸，露着黄金般齿，呆呆地立着，等那粉头出来。”这里写的是农村的“村姑农妇”。
农村的男人们呢？“围挤着在那儿掷殷赌钱”。“又有那钱的，踞在地上，共有二十余簇人......出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或夹带笑骂，或认真厮打。那输了的，脱衣典裳，褥巾剥袜，也要去翻本。”这明明是城市的赌徒，哪儿是农民。可想对农民的污蔑之深。
施耐庵对农民的爱憎，可以从对对方的称呼、起名字、起绰号上表现出来。第三十二回，作者给一群庄客起的名字是：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爸上粪、屎里、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歌、牛筋等。没一个好听的。
在施耐庵的笔下，农民、庄客浑浑噩噩的，没有文化、没有进取、没有知识、没有思想、没有本事。他们是庄主的仆役和士兵，他们对庄主唯命是从，他们甚至还狐假虎威，危害和自己一样的底层人员。
看看：史进要同少华山对抗，把庄户们召集起来，众人只会说：“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子响时，谁敢不来！”；
鲁智深来到赵员外家，那赵家庄的二三十个庄客不明真相便跟着要来厮打。桃家庄庄客对求宿的鲁智深开口骂道：“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
柴进的庄客对前来求点酒喝的林冲，粗野地呵斥道：“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那心肠，那态度，和他们东家比，差得可太远了。
在施耐庵的笔下，农民都是没有本事的草包。例如：公孙胜是个书生，因庄客不让他见晁盖，他一发怒，“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这种一打就倒，一倒就是十来个的庄客，全书皆是。总之，在《水浒传》作者的眼里，农民毫无用处，有用处者只有地主老财。
李逵上了梁山，官府迫害李逵的亲属，是财主出面祖护，替李逵家“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李逵回家请母亲，作为雇农李逵的哥哥李达，竟马上去报告，领着人来抓拿自己的弟弟。
《水浒传》作者之所以贬低农民，确实是出于偏见。这种心理，在《水浒传》中随处可见。例如：毛太公的儿子毛仲义骂农民：“这厮（是）村人，不省事！”；又如第五十一回，戏子白玉乔对着白秀英挖苦雷横：“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甚么！”雷横因为被白玉乔骂做“村里人”，感到受了侮辱，跟白玉乔争吵起来，白玉乔又刺说：“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作者轻视之情，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施耐庵是否对农民有偏见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每个人对于《水浒传》及其角色的解读可能不同，因此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争议。
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反映社会矛盾的，是替受压迫受剥削的人呐喊的。可是，《水浒传》并没有替最底层的农民发声，反而鼓动大家接受统治，服从奴役，标榜投降，这个就有点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了。
伟人曾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看来教员批水浒确实很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