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女记者史沫特莱去世，留给朱德巨额稿费，朱德：换成书寄回
图丨史沫特莱旧照
前言
在如今的八宝山公墓，陵园西侧有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所镌刻的是朱德亲笔书写的题词：
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一个工人家庭，虽然只活了半个世纪，却成为享誉国际的作家、记者，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解放穷苦人民的事业，而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阶段却是在中国度过的......
“我希望你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1927年，35岁的史沫特莱做出了一个决定，到中国去。她相信亚洲和欧洲之间将要发生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中心就是中国，按照她的计划，将以记者的身份为美国在中国的几家报刊工作。史沫特莱从美国出发，途径德国、苏联，耗费了几乎一年的时间穿越过中苏边境进入中国。
图丨史沫特莱在延安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史沫特莱在采访的过程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她通过广播以见证人的身份让全世界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1937年年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当天晚上就见到了朱德总司令。
在去往延安之前，史沫特莱根据种种关于朱德总司令的传言，幻想这位总司令一定是一位脾气暴躁、论断滔滔不绝的革命者，然而一见面，朱德的形象彻底打破了史沫特莱的想象，“他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孔，如果不是因为他穿着制服，很容易将他当作中国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被忽略过去。”这是史沫特莱初见朱德的第一印象。
图丨朱德与史沫特莱
和朱德的第一次见面给史沫特莱很大的触动，从谈话中史沫特莱可以感觉出，朱德是一位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丝毫没有将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在朱德所居住的窑洞中，有一张简陋的没有油漆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当时朱德只有50岁，但从他的外表看，似乎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大上一些。
史沫特莱用采访的方式对朱德提出了一些关于个人经历的问题，朱德真诚地做了回答，同时还纠正了史沫特莱获取的一些不实消息。譬如外界传言朱德出生在富有的地主家庭，实际上朱德只是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他的母亲也会为了生计给有钱人家洗衣服挣钱。
史沫特莱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提到在报纸上朱德被称作“土匪”的说法，她本以为朱德会像自己一样一笑了之，结果朱德不但没有笑，反而低下了头，眼睛望着地面，流露出悲戚的神情。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瞬间，但朱德的回答却高亢有力：
“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图丨史沫特莱采访朱德
在回答史沫特莱问题的过程中，朱德的每一个回答、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大丈夫的气魄，对于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指挥官，人们却很少有了解。史沫特莱在两人谈话的过程中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她要为这位不被人们所深入了解的人物写一部传记，将他的真实经历公布在大众面前，透过他的经历，让更多人对这个国家有更多的了解。
这个冲动的想法一经产生，史沫特莱立刻便决定下来。当时朱德询问她在延安有什么打算时，史沫特莱当即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对她的这种想法颇感意外，便询问她是什么原因。史沫特莱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中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
图丨吴莉莉与史沫特莱
“我的经历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部分，没什么值得你写的。请你到各地走走，和别人见见面，谈一谈，然后再做选择吧！”朱德谦逊地回答她说。
史沫特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在延安接触了很多的红军将领，尽管他们的生平和经历都极具传奇色彩，足以作为大型文学作品的素材，但史沫特莱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坚持自己最初的设想，给朱德撰写一部传记，因为她已经对朱德产生了一种纯朴的敬仰之情。
“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
1937年3月，史沫特莱正式开始实施写作计划，每周他们都会有两到三个晚上在一起交谈，朱德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起，或由史沫特莱提问，朱德回答；或由朱德展开思路尽情发挥。史沫特莱将朱德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认真记录，之后再和翻译在打字机上整理采访资料，经常整理到深夜。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一度是史沫特莱对于采访工作失去了信心。
虽然朱德有着非常曲折的经历，但由于当时中国多数家庭的文化水平不高，农民对自己的过去并不在意，尤其是朱德在参加革命之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材料，有些重要的事件连朱德本人都无法给出准确的时间。这些困难对于想要写出一部详尽传记的史沫特莱来说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图丨安娥与史沫特莱（左）
尽管如此，史沫特莱的采访工作仍然缓慢地推进着，当时史沫特莱虽然已经在中国生活多年，但中文并不流畅，所以身边一直都跟着一位翻译兼中文教师。一般采访的时候大家都用中文，有时词不达意，朱德便使用德语解释，遇到更复杂的句子，大家便使用母语交流，由翻译在正中间传达。
朱德在参加革命之后，收藏了很多珍贵的文献和作战地图，即使在长征途中也从不间断，史沫特莱也经常和朱德一起讨论搜集和保留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根据史沫特莱的建议，朱德在延安成立了第一个文献研究委员会，整理和研究中国革命历史。
当然仅仅通过采访远不能够达到史沫特莱的预期，更多的时间中，史沫特莱始终关注着朱德。在朱德工作的间隙，经常会走到院子中，和史沫特莱一起讲故事，唱歌，人多的时候，史沫特莱还教大家跳舞。
图丨红军战士打篮球
朱德在那段时期不但学会了弗吉尼亚土风舞，还学会了西方的交际舞，在史沫特莱看来，虽然朱德热衷于参加这些从未参与过的活动，但他的舞跳的并不出色，远没有贺龙与生俱来的舞蹈才华。
根据史沫特莱观察，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朱德参加，除了跳舞、打篮球，朱德还喜欢戏剧，喜欢唱歌，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欣赏演出的机会。后来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延安放电影，朱德几乎每场必到，当演到精彩的时候，朱德还总是放声大笑。
这样的采访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正式打响，朱德要率军东渡黄河，向山西前线进发。临行前朱德真诚地告诉史沫特莱自己将要到前线去，询问史沫特莱之后的打算。史沫特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我同你们的部队一起到前线去！”
图丨史沫特莱（右）与毛主席、朱德
当时关于朱德传记的材料只整理的一半，史沫特莱对自己是继续整理资料还是上前线深入采访产生了犹豫。她找到毛主席询问他的意见，毛主席真诚地对她说：
“我认为你去前线报道抗战的消息，比你研究过去的历史更为重要啊！”
按照毛主席的建议，史沫特莱很快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上前线，正当她整装待发准备跟随朱德奔赴前线的时候，她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摔伤了脊背只能躺在床上养病。整个夏天她只能一边躺在延安的窑洞中养病，一边整理采访资料。
在待了不到两个月之后，史沫特莱实在待不住了，向毛主席请求自己要到前线采访，毛主席送给她一把藤椅作为担架，还配了两名警卫和一名勤务员。就这样史沫特莱跟随战地服务团一起奔赴抗日前线。
图丨周总理与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合影
行至西安的时候，史沫特莱特地到医院接受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她的伤没有大碍，只是肌肉严重扭伤，在医生的治疗下，史沫特莱在医院调养了两个星期便前往山西。十月下旬史沫特莱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彭德怀亲自接待了她们，康克清一见到史沫特莱便亲热拥抱，宛如久别重逢的亲姐妹。
第二天一早史沫特莱便前去拜访朱德，当时朱德正在门前理发，见史沫特莱到来，朱德不顾身上还围着的毛巾，立刻起身向史沫特莱致意。待朱德理完发之后，陪同史沫特莱在院子中谈了好几个小时，都是在讲自己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的事情。
当时史沫特莱的朋友获准随军前往抗日前线，史沫特莱听说之后向朱德提出要求，希望自己也能够同去，却遭到了朱德和任弼时的拒绝。
图丨史沫特莱与新四军学员合影
朱德和任弼时提出种种理由，诸如凡是上前线的人都需要有打仗的准备，史沫特莱说自己也可以打仗，自己是在美国西部长大的。朱德和任弼时又找另外的理由拒绝她：
“可你是一个妇女......”
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史沫特莱的不满，当即对朱德和任弼时发起了火：“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这句话立刻引得朱德和任弼时哄堂大笑，因为史沫特莱提到了上帝，而共产党的将领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多年之后康克清还依旧记得，那一天史沫特莱一整天都噘着嘴，还抹了眼泪。
最终朱德还是批准了史沫特莱上前线的请求，但规定她们必须跟随战斗队一起去，不能单独行动。史沫特莱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史沫特莱都近距离观察了朱德在战场上指挥战斗的情形。
图丨史沫特莱关于新四军的报道
后来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总部辗转多地，在抗战前线采访，并撰写了几十篇战地通讯。1938年史沫特莱前往武汉，参加了协助中国军队的援助活动，动员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前往抗日根据地工作。1939年她再一次深入前线对新四军进行采访，对朱德的关注也就此告一段落。
“我死后遗物全部交给朱德处理”
史沫特莱开始真正撰写朱德传记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距离她最开始采访朱德已经过去了八年的时间。1940年史沫特莱由于伤病加重，不得不前往香港住院治疗，回到内地之后，由于她长期宣传和帮助八路军，经常受到戴笠部下的骚扰。
1941年夏天“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之后，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她本打算在美国休整一段时间，再次返回中国同朱德一起完成传记。无奈当时中国爆发内战，美国参与其中，使得这位在中国十多年的作家记者再也没能回到中国这片土地。
图丨史沫特莱（左二）与张语返、黄序周等人合影
史沫特莱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安定，1945年她搬到了耶德庄这个专门为艺术家和文学家准备的创作中心，才潜下心来开始完成朱德传记的写作。为了充实原有的材料，史沫特莱写信求助朱德，按照她的要求，朱德将红军大量的资料和自己发表的文章一并寄给了她，同时寄去的还有两枚嵌有朱德和毛主席肖像的小圆别针和一块延安人工制作的披肩。
为了潜心写作，史沫特莱将房间中装扮得颇有中国气氛，甚至为了排除各种干扰，还放弃了一些很好的机遇。当时印度官员曾邀请她前往印度，以顾问的身份参与新政府的工作，史沫特莱考虑再三，认为这本书已经将她的全部精力耗尽，自己不能长时间从这种状态中脱离，只好舍弃了前往印度的绝好机会。
1949年初史沫特莱完成朱德传记初稿，当时蒋介石在中国一片颓势，由于史沫特莱多年来在美国到处发表关于中国的讲演和文章，被美国政府指控为“苏联间谍”。她的生活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但不能发表讲演和文章，甚至连她寄居的朋友家也受到了牵连，无奈史沫特莱只能够租住在一家房租高昂的小旅馆中。
图丨身穿红军军服的史沫特莱
当时史沫特莱选择出国，但始终申请不到护照，护照局的官员坚称她是一名共产党员，证据就是她所写的关于八路军的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传记的出版自然遇到了难题，原本签订的出版社突然要求史沫特莱修改文章内容，在文章的结尾加入反共的内容，史沫特莱断然拒绝，朱德传记出版的计划就此搁浅。
新中国成立之后，史沫特莱在收音机中听到了这一消息，她立刻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将坚决支持新中国，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声援中国。几经周折，史沫特莱的护照终于办了下来，她被允许前往英国。
抵达伦敦之后，史沫特莱立刻参加了英中友协成立大会，在会上史沫特莱慷慨激昂地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当时史沫特莱已经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胃病，但她仍然坚持继续朱德传记的修订工作，同时只要有和新中国有关的活动，她必定会出席参加。
图丨史沫特莱与友人旧照
远离了美国政府的迫害，史沫特莱终于可以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继续自己的工作，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4月，史沫特莱的病情严重恶化，整整卧床三个星期，在接受手术的前一天，史沫特莱仍然坚持整理朱德传记的原稿，并书面说明了自己整理的资料所放置的地方。
在手术前史沫特莱写下遗嘱，将自己的遗物全部交给朱德处理，同时还要求将自己的骨灰送往中国安葬，葬礼上还要演奏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5月5日下午，史沫特莱接受胃部切除手术，第二天因手术不治逝世。
朱德在得知史沫特莱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泪流不止。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从英国运到了中国，被安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墓碑由朱德亲笔题词：
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图丨史沫特莱墓碑
关于史沫特莱所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直到1955年才出版问世，首先由她的好友，日本作家石垣绫子翻译成日文出版，随后又出版了德、俄、法等八种语言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史沫特莱在生前就表示要将这本书所得的稿费全部转交给朱德，在史沫特莱去世之后，朱德对于稿费再也没有问及过。1958年2月，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向朱德请示：
“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
“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朱德当即提笔作出批示。
图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于是大使馆将大量的国外最新的科技书籍购回，分发给国内各大图书馆和科研单位。1979年，《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终于出版，这部著作被很多人称为描述抗战中国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不但成为世界各国史学家的研究材料，更是深深吸引了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普通读者，而此时距离史沫特莱去世，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