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妓、军妓和野莺；2000多年的妓女制度如何撑起半部王朝治理史？

你知道中国最早的“国家妓院”出现在什么朝代吗？

你敢相信“官妓”、“军妓”制度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吗？

你以为古代文人墨客、士大夫的戴德水准真比现代人要高吗？

你敢相信忠心耿耿、威名显赫的岳家军也会征召军妓吗？

宋朝军队明令“不得私蓄营妓”，岳飞的部将王贵却因强征民女充妓被御史弹劾；更为讽刺的是，清朝《户部则例》禁止妓女购置田产，可苏州山塘街半条街的地契却是攥在几个名妓手中。

翻开《万历会计录》，一行小字记载着扬州盐商每年为官妓支付的“脂粉税”高达12万两，这笔钱足以建造三艘郑和宝船；敦煌文书P.3841号残卷里，沙州军妓每月要接待戍卒15次，每次仅值半斗黍米；在清代刑部档案中，北京胡同的暗娼接客一次的钱，只够买半个发霉的窝头。

这些令人吃惊的数据，揭开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妓女群体残酷的阶级分野：同样都是性产业从业者，有人变成了权力“白手套”，有些人却只能沦为如蝼蚁般的消耗品而已！

中国古代青楼女子作为特殊职业群体，其形成与发展贯穿2000余年封建史，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事实。各朝代对娼妓产业的规范管理呈现出的制度特征，以及从业者的等级划分与生存状态，折射出古代封建社会的阶层固化与性别压迫。

小编将从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官妓”制度演变脉络进行系统梳理，解析古代王朝不同等级妓女的生活。

一、官妓体系的形成与嬗变

1. 周代“女闾”制度的政治功能

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创设的“女闾”制开创了官方管理性产业的先河。《战国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将战俘女性与罪犯家属充为官妓，既满足军队需求又增加财政收入。

“女闾”就是指妓院，“闾”表示房屋。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将七百个女性安排在这些房屋中从业，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妓女，也形成了“妓院”最初的雏形。

这种制度的设计，将性资源转化为国家治理工具，形成“以娼助政”的统治模式。

主要是齐桓公想要称霸，需要强大的国力和经济作为支撑。而由国家经营并收罗大量美女的妓院，不仅能吸引大量商人和贵族消费，带动经济增长，还能吸引其他诸侯国的贵族来齐国消费，变相抢夺其他诸侯国的税收，从而增强齐国实力。

但是，这种妓院在当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纯粹以卖淫为目的的妓院，它还带有一定的文化交流和消息聚散功能。例如，其中可能有一些是间谍，还有的或是精神层面服务，不一定需要女子卖色，类似“卖艺不卖身”。

2. 汉代“乐府”体系的专业化发展

汉武帝时期设立乐府机构，将官妓纳入国家礼乐体系。《汉书·礼乐志》记载“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官妓需掌握歌舞器乐技能，承担宫廷宴会表演与外交接待职责。太初年间统计显示，长安官妓人数已达2000，形成专业化的艺术培训体系。

3. 唐代“教坊”制度的鼎盛形态

教坊作为中央直属的官妓管理机构，在开元年间达到鼎盛。《教坊记》详载长安右教坊“妓女五百人，皆特承恩宠”，按技艺分为坐部伎（器乐演奏）、立部伎（歌舞表演）、宜春院（高级艺妓）三个等级。教坊妓女需定期考核，技艺精湛者可获“内人”称号，享受从七品官员待遇。

唐代从七品官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干部。唐代的县令为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县丞为从八品，辅助县令管理县内事务，相当于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级别。

很显然，唐代教坊制度，有点类似于女性科举的上升渠道；琴棋书画成为官妓的必修课。

二、封建礼法下的等级体系

1. 官妓系统的三级架构

①宫廷艺妓：唐代宜春院妓女需通晓音律、诗文、书画；白居易《琵琶行》中“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即指此类。宋代崇宁年间设立大晟府，入选妓女须通过礼部考核，待遇等同九品官员。

②军营营妓：汉代“营妓”制度规定“卒妻女无家属者，补为军妓”，记录于《汉官旧仪》。意思是将士兵的妻子、女儿中没有家属的补充为军妓。

明代《大明律》确立“乐户”世袭制度，规定“娼优隶卒”后代不得脱籍，形成制度性压迫。所谓娼优隶卒，是指古代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四种职业人群。“娼”指的是娼妓；“优”指的是戏曲演员；“隶”指的是衙门里的差役；“卒”指的是士兵。

③地方官妓：元代《至元新格》设立“管领诸路娼妓总管府”，地方官妓需登记“乐籍”，每月向官府缴纳“脂粉钱”。明代南京旧院设有“富乐院”，妓女按才貌分为上厅行首、时官、私窠子三个等级。

2. 市妓群体的商业分化

①书寓妓女：清代上海租界书寓妓女需通过“弹词”考核，能说唱《珍珠塔》《玉蜻蜓》等长篇弹词者方有资格挂牌。此类妓女多通文墨，收费标准每局银元五枚。

②长三堂子：在晚清时期，上海的高级妓院实行“打茶围三元，出局三元”的收费标准。但妓女需要精通昆曲、京戏，能参与文人雅集。王韬《海陬冶游录》中记载，名妓李巧玲“每夕局票应接不暇”。

③野鸡妓女：底层流莺多聚集在城乡结合部，《清稗类钞》中描述她们“夜立街头，拉客过夜，资不过百文”。北京八大胡同处妓女需每日完成“卖铺”定额，否则就会遭受毒打。

三、职业妓女的生存智慧

1. 文化资本的积累路径

秦淮名妓柳如是在《湖上草》中展现出的诗文造诣，明朝大文豪钱谦益称赞其“清词丽句，不啻谢家夫人”。明代名妓马湘兰精于兰竹绘画，她的作品被收录入《石渠宝笈》，其艺术成就获得文化主流界名家认可。

这种文化修养，让高级妓女能够突破阶层壁垒，与文人士大夫阶层平等对话。

2. 社会关系的经营网络

宋代名妓李师师，她通过周邦彦成功结交了宋徽宗，《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其李师师的居所“金钱巷内，朱门绣户”。晚清时期的上海名妓胡宝玉，通过包养京剧名角杨月楼，成功跻身上流社会交际圈。

这种社交能力，能让妓女成为权力网络中的信息传送枢纽。

3. 经济独立的实现方式

唐代蜀中名妓薛涛创制“薛涛笺”，通过造纸作坊实现了财富自由。清代《扬州画舫录》中记载，名妓陈素素开设银号，资助贫困书生科考。

这种商业头脑，使部分妓女摆脱依附获得经济独立自主权和人格尊严。

四、制度性压迫与身份困境

1. 法律层面的身份禁锢

在《唐律疏议》规定“奴婢溅人，律比畜产”，妓女财产权被完全剥夺。明代《大明会典》确立“乐户世袭”制度，规定“娼妓所生子女，仍习乐艺”。

清代《户部则例》禁止妓女购置田产，其人身权利完全隶属于妓院。

2. 道德话语的双重标准

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批判“妓女之害甚于洪水”，却默许官员蓄养家妓。这种道德伪善加剧了妓女群体的污名化。清代青楼女子死后不得葬入祖坟，墓碑只能刻“待阙鸳鸯”字样。

3. 从良道路的制度性阻碍

宋代规定妓女从良需缴纳“脱籍钱”，数额高达千贯。明代《南京刑部志》中记载某妓女赎身需要支付“身价银二百两，另备妆奁”；这些制度将妓女永久禁锢在“贱籍”之中。

古代官妓与军妓的从业，具有鲜明的制度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贯穿于身份归属、服务对象、人身控制等各个环节，从而形成严密的压迫体系。

接下来从法律规制、管理体系、各种人身控制手段几个维度详细分析：

①世袭贱籍制度

唐代《户婚律》规定“乐户、官户、杂户皆为贱籍”，明代《大明律》更明确“娼优隶卒世世子孙不得脱籍”。

典型案例：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将战败的南朝刘宋宗室女眷“没入乐籍，永世为娼”记录于《魏书·刑罚志》。清代绍兴堕民群体世代为官妓，直至1904年才获准“改业从良”。

②强制征发制度

汉代“七科谪”将“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者家属充作官妓，记录于《史记·大宛列传》。

元代《通制条格》规定“犯罪妇女，除正妻外，余皆发付教坊司”。明代永乐帝将建文旧臣妻女“转营奸宿”，如铁铉妻女被“发付教坊司，昼夜二十余汉看守”，记录于《奉天刑赏录》。

③禁止赎身条款

宋代《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妓乐人不得与官员为婚，违者徒二年”，以此切断从良通路。

明代官妓赎身需官府发放“除籍帖”，但《南京刑部志》中记载，正统年间某官妓赎身被拒，理由是“恐开侥幸之门”。

管理体系中的强制服务

（1）轮值应差制度

唐代教坊妓女实行“旬休制”，《教坊记》中记载“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见”。但在实际执行中，白居易《琵琶行》揭露“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的连续劳役。

宋代州府设“妓乐籍”，按“上厅祗应”制度轮值官府宴会，临安府规定“妓女每旬赴点，三次不到者杖二十”，资料记录于《梦粱录》。

（2）限定服务对象

元代《至元新格》规定“诸官吏宿娼，杖六十七”，但官妓必须“应承过往使臣”。这种制度性虚伪，直接将官妓定位为权力附属品。

明代南京富乐院官妓“止容商贾出入”，官员需持“印信执照”方可召妓，这种制度实则形成了权色交易网络。

军妓管理体系

（1）军事化管理体制

汉代“营妓”由护军都尉直接管辖，在《居延汉简》中记载，戍卒“月食三石，妓给盐二升”，将妓女纳入军队后勤体系。

唐代边疆军镇设“营妓轮值簿”，敦煌文书P.3841号中记载，“沙州营妓每月需应差十五日”。

（2）战时特别管制

宋代《武经总要》中规定：“行军所至，择民间女子充营妓”，岳飞部将王贵曾因“强取民女为营妓”被弹劾，记录于《三朝北盟会编》。

清代对准噶尔作战时，年羹尧令“获番妇二百，分赏将士”，从而形成了临时军妓制度，记录于《圣武记》。

人身控制手段

①空间禁锢

唐代平康坊实行“坊墙制”，官妓出入需持“行牒”。宋代酒楼设“红灯区”，官妓“不得越界招客”记录于《东京梦华录》。

明代南京十六楼官妓集中居住，《金陵琐事》记载“每楼设官监视，夜锁院门”。

②经济枷锁

清代扬州养瘦马者“买雏女教歌舞，长则高价售之”，形成人口贩卖产业链，记录于《扬州画舫录》。

而且，妓院普遍实行“印子钱”制度，《清稗类钞》记载，上海妓女“负债满百金，则终身不能自赎”。

③暴力镇压

元代官妓逃亡按“逃奴律”处置，《元史·刑法志》规定：“娼妓逃亡，杖七十七，复役”。

明代锦衣卫设立“教坊司刑房”，正德年间有官妓因为拒侍，竟被“以铁帚刷其阴致死”，记录于《万历野获编》。

明代《刑科题本》记载，嘉靖三十七年，扬州官妓周氏因拒绝侍寝盐商，被鸨母“烙铁灼胸，伤重致死”。

在余怀《板桥杂记》中揭露，秦淮官妓“晨起即施脂粉，至夜分不得息，有病不许告假”。

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首次废除“乐户”制度；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禁娼令》。但这种延续千年的压迫制度的真正改变，是在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关于严禁妓院及妓女活动的决定》。

古代性服务者的血泪史，成为审视封建社会性别压迫的重要镜像。这种延续千年的历史存在，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层矛盾。

在当代审视古代“女性经济产业”时，不应止于简单的道德评判，而需看到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机理与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