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曾被列为战犯，被台湾胁迫无法回国
“我们拒绝签字！”他掷地有声的声音响彻凡尔赛宫的上空，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那一天，他把自己对国家的无比热爱，对霸权者的无比愤怒，以慷慨激昂的陈词，喊出四万万中国同胞的心声，他在列强面前，倾尽一己之力维护中国的利益。
他的名字，从此如同一颗明星闪亮在各大外交场合，成为世界知名外交家，他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
那么顾维钧又有怎样传奇的人生？为国谋利益的他，又为何被列为“战犯”？他又为何拒绝毛主席的邀请呢？
（1）少年顾维钧
伟人成长之路，总会那么的与众不同。
1888年，顾维钧出生于上海嘉定的一家富裕家庭。四岁时跟随二哥进入私塾学习，这一学就是七年，这就为他打下的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顾维钧的民族意识萌芽，始于11岁。自幼生活在上海租界的孩子，自然把外国人对中国歧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899年，11岁的顾维钧考入上海英华书院读书。因为学校是住宿制，顾维钧每周六回家一次。
一天，顾维钧和另一位英国男孩，骑着自行车，赶着返回学校，马路上车辆多，为了避开车辆，他们将车骑上了人行道。
结果，被英国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为由将他拦了下来，但却放过了同样骑上人行道的小伙伴，理由只是因为他是外国人。
而让他记忆更深刻的，是白渡桥一事。还是周六，这一次顾维钧坐黄包车回家，过桥要上坡，拉黄包车的车夫，弯着腰吃力往前走，速度慢慢地缓了下来。
跟在他后面的是一辆外国人的马车，急着要去跑马场，看到自己马车被堵，气得在一旁不停地催促，这还不解恨，超车时回手就给了黄包车车夫一鞭子，嘴里骂着：“不识好歹的中国猪。”
顾维钧愤怒地用英语斥责那人：“你是绅士吗？”
这句话在当时对于一向以绅士自称的外国人来说已经算是很重了。
这两件在旧中国看起来常见的事，却刻入了少年顾维钧的脑海，直至晚年写回忆录，他依旧历历在目。
强烈的民族意识就此在他心里生了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废除中国不平等条约，消除民族歧视。
（2）开挂的留学生涯
16岁的顾维钧，满怀抱负，他也渴望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以救今日颓败之中国。
征得家人同意后，顾维钧踏上了赴美航船，看着碧波下暗潮汹涌的大海，他想这是我人生的新起点。
到了美国，顾维钧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两年的预科学业。17岁，顾维钧顺利地考入素有“常青藤”之称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学士。
至此，他开启了开挂的生涯。
在高手如云的哥大，顾维钧绝对算得上是“学神”等级。
哥大的拉丁文甲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该班学生必须有至少四年的拉丁文基础，可偏偏顾维钧对这门语言一无所知。
拉丁文系主任麦克雷教授拒绝了他进班的请求，并善意地提醒，从来没见过基础不好的学生能跟得上学习进度的。
不信邪的顾维钧愣是找了一位拉丁语老师给自己恶补，每天上两个时辰的课。两小时学习时间很短，可他竟然只花了两周就学完了一年的课程，六周后，拉丁文四年的功课也全部学完。
当顾维钧再一次站在麦克雷教授面前求入班时，这位教授有点慌了，这是怎样一个神奇的速度？
教授随手拿出办公桌上的一本书书籍，让顾维钧翻译，他准确无误地说出了原文的意思。教授还是不信，又拿出较难翻译的弗吉尔和霍勒斯的作品，他还是译出了文中的诗句。
教授痛快地同意了他的请求，而顾维钧也以超人的速度后来居上，以“甲上”完成学业。
顾维钧的开挂不止这些，他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他仅用三年时间就修满了大学本科四年的学分，在大三时开始注册政治系的研究生。
他犹如在与时间赛跑一般，争分夺秒地吸收知识。
四年后，同学取得大学本科毕业证时，他同时获得了本科学士和硕士两个学位。
不仅如此，顾维钧还是一名出色的辩手，在大一时，他就参加过新生辩论，赢得比赛。
大三时期，顾维钧代表学校与康奈尔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三校辩论赛。在这场大赛中，作为二辩的顾维钧成为整场辩论的主力，带领队伍战胜了康奈尔大学。
当时的报纸是这样评价哥伦比亚大学的辩手的：一辩很紧张，三辩没总结，全靠二辩赢得了这场胜利。
这是首次有中国人参加的辩论赛，本就具有热度，顾维钧的表现更是令世人瞩目。
可以说哥大四年的学习，不仅让顾维钧获得丰富的学识，在各种活动崭露头角的他，也扩展了人脉，为他未来的外交生涯打好了人际基础。
优秀的人总会自带主角光环
就在顾维钧读博期间，他收到了袁世凯邀请，聘请他为总统府的英文秘书。
那远在大陆彼岸的袁世凯又怎么会认识顾维钧，并邀请他担任秘书呢？
原来，顾维钧曾作为留学生代表，到唐绍仪家中做客，他优秀的表现给唐绍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当唐绍仪在国内担任内阁总理后，知道袁世凯需要一个贴身秘书，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顾维钧了。
可以说，唐绍仪是顾维钧踏入民国外交事业的贵人。
1912年4月5日，24岁的顾维钧踏上了回国的轮船，开始了他人生的新征程。
（3）外交风云录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外交处境，是举步维艰的。羸弱的国家，在强大的国家威压下，是那样的进退维谷，如何平衡就非常考验外交家的个人能力了。
顾维钧从一踏入总统府，就一直处于权力的中心，才华出众的他很快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
他陪同袁世凯亲历了一系列外交事务，也深刻地体会到我国外交的窘况，逐渐形成了个人外交的理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对国家是不适合的，因为国是不能玉碎的。
如何在弱势的情况下，保全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弱国外交的一门高深学问。而在这一点，作为“民国外交第一家”顾维钧做得可圈可点。
1915年，日本趁欧美各国忙于本国战事，无暇东顾之机，威胁袁世凯政府秘密签订“二十一条”，并即刻同意。
尽管袁世凯政府一再拒绝，从1月份死磕到5月份，均无能为力。迫于日本的威压，袁世凯想到利用西方列强对日本施压的办法，授意顾维钧将消息透露 给西方人。
顾维钧利用自己在美国的人脉，将消息偷偷传达到美国大使馆，一时间中日谈判的消息传遍各地。
虽然，最终“中日二十一条”还是签订了，但是在英美等国的施压下，日本所得利益大大减少。
屈辱的条约令顾维钧悲愤异常，他向袁世凯建议将中日谈判的过程记录下来，并发表声明，公之于众，给后人一个警醒。
得到应允后，当时正在住院的顾维钧，不顾病体连夜起草了这份英文声明。
由于顾维钧的出色表现，1915年5月至7月，短短三个月时间，顾维钧先后被任命为中国驻墨西哥公使和驻美全权公使。
他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年轻的全权公使。
从此，顾维钧开启了他风云变幻的50余年外交生涯。
对于顾维钧来说，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他这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这一生最难忘的事。
一战结束，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代表团，怀着一颗喜悦的心，来到了法国巴黎，这时的中国还怀抱着一个从德国收回山东的美梦，但这一切，却在西方列强的打压下，成为泡影。
在和会上，牧野男爵厚颜无耻地提出，日本早已和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山东问题无需再提，并侮辱中国是一个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质问中国代表团有何脸面出现在这里。
那一天，顾维钧犹如一名斗士，站在会议的演讲台上，以他流利的英语向世界各国代表，慷慨激昂，有理有据的阐明中国正义的立场，斥责日本的无视中国14万华工的贡献，企图偷盗中国山东的强盗行为。
那一天，他那一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那一天，他愤怒地控诉日本偷盗行为的声音响遍凡尔赛宫；
那一天，他对着列强沉痛地说出：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拒绝签字。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但正如艾跃进教授所言：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在口径即真理的世界，与列强谋真理，无疑就是与虎谋皮。中国的正当权利，最终还是被西方列强，作为讨好的礼物，卖给了日本。
但是，顾维钧的这一声“不”子改变世人对中国外交上唯唯诺诺的形象，他唤醒了中国青年的觉醒，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席卷整个中国；
紧接着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南美洲等弱小贫穷国家，也纷纷效仿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这无形中表明中国的外交形象在“第三世界国家”起到了表率的作用，而顾维钧的作用是最关键的。
顾维钧除了在巴黎和会说“不之外，他还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
比如，在北洋政府极力修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胜利。
再比如，1932年，作为国联调查团的唯一一名中国代表，他不顾个人安危，前往东北调查日本侵占东三省和伪满洲国成立的真相。
同年10月2日，一篇名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山东的主权依旧还是中国。
抗战期间顾维钧更是利用自己的人脉，为中国募集到许多战略物资，这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功绩。
（4）一生的遗憾 主席的邀约
常年行走于权力中心，再如何不想参与党派之争，都不可能避免陷入政治的漩涡中。
这位因巴黎和会上一声“不”字，而名扬海外的外交家，也有一些值得争议的地方。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替国民政府争取获得美国的更多支持，先后签下一系列卖国条约，使美国在我国从海陆空等方面都获取到巨大的利益。
这无疑成为顾维钧外交史上的一个污点，导致他被爱国人士骂为卖国贼，汉奸。
1949年，居于这些争议性的条约，顾维钧在被列入了国民党43名战犯名单，位列第22位。
当然这里所谓的战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犯，排名靠前也不是说他有作恶多端，而是基于当时这些事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而挂在榜上，以儆效尤。
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在那个战争年代，精通国际法和外交法则的顾维钧，以他非凡的智慧，顶住列强的压迫，将自己的外交才能发挥到极致，尽可能地为我国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也因此赢得了“民国第一外交家”的美誉。
由于顾维钧几十年来对国家对民族的杰出贡献，毛主席不计前嫌，在1972年委托章含之，向晚年旅居美国的顾维钧提出了真诚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回国看看。
此时，已经84岁的顾维钧，虽心系祖国，却也只能无奈地摇头，没有正面回答。
这位是沉浮于中国外交半个世纪的老人，曾经如明星般璀璨的外交家，不爱国吗？
非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虽身居美国，但仍是台湾籍的顾维钧，再如何思念家乡，他只能迫于台湾政府的“三不”政策，而止步于此，以回避回答，委婉地拒绝了主席的邀请。
直到后来，海峡两岸的关系有所改善，可这时的顾维钧已经90多岁，行动不便。
在得知女儿顾菊珍可以返回大陆探亲后，顾维钧特意拿出自己珍藏几十年的明代 “嘉定四先生” 和民族义士侯娟曾、黄淳耀的墨迹，让女儿带回去，献给国家。
顾菊珍回国后，为解父亲的思乡之情，专程看了嘉定顾家祠堂旧址，拍了不少照片。
而嘉定县人民政府也将《嘉定县城乡建设画册》通过顾菊珍转交给他，让他饱览故土的变化和新貌。
看到画册的顾维钧泪流满面，家乡的变化令他感慨不已，每每思念故土时，他总是拿出家乡的画册，翻一翻，抚一抚，好像这样就已经亲眼看到家乡一般，心里得到了满足。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猝然离世，享年97岁。
结尾
提到顾老，我们脑海里呈现的首先是陈道明主演的《我的1919》里顾维钧，总觉得他就应该是那样的才俊，风华绝伦，有匪君子；是在谈判席上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为国家利益不畏强权的勇士，却往往忘却了在那个年代，他有更多的是隐忍和艰辛。
毕竟历史往往没有影视、小说中的那样荡气回肠。
看顾老的回忆录，仿佛在看一部弱国的外交史，看一个男人试图以公理战胜强权的奋斗史，有一种莫名的心酸。
记得有一句说得非常好：
曾经的我们只能说：“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现在的我们终于可以硬气地说出：“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原来，我们已经忍辱负重100多年了
谨以此文，向曾经忍受压力和屈辱的老一辈外交官，致以崇高的敬意！
